在美国雅阿里桑拿州的一座人体冷冻研究所的液氮罐里，300多具封在零下196度的温度中存放，从物理上来说他们已经死亡，但仍存在微乎其微的苏醒几率。一对泰国夫妇的爱女爱因兹存放在此，等待重生。2014年，年仅2岁的爱因兹被诊断为脑癌，一年后去世，成为目前世上年龄最小的人体冷冻者。

这是9月15日在B站独播，Netflix 海外同步上线的纪录片《冻结的希望》的内容，泰国摄影记者Pailin Wedel于2015年开始跟拍这个家庭，4年后影片完成。2019年在Hot Docs加拿大纪录片电影节首映，并获得最佳国际纪录片奖，有望参与明年的奥斯卡最佳纪录片选拔。

人体冷冻技术即把人体置于极低温的环境下保存，等待未来通过更先进的医疗科技使他们复活。从第一个死亡后身体被冻存的人詹姆斯·海勒姆·贝德福德算起，这项技术存在至今已有53年，但是仍没有人在冷藏后复生。

01

片中萨哈.托恩一家前往人体冷冻研究所，当他们得知爱因兹的身体所在的液氮罐时，跪着拿出女儿生前最爱的白色裙子，静默地闭上眼睛。不过掀开这个温馨场景的一角，还是会看到影影绰绰的质疑和讨论。

不知彼刻的爱因兹家人是否在默默地祈求着佛陀的保佑，但是当他们的行为被泰国媒体报道后，掀起了喧哗的争议。泰国是佛教之国，讲究生老病死，因果轮回，这些都是不可控的自然旨意。通过科学技术延续生命的做法，被大多数泰国人视为是在对自然规则挑战，违背了神的旨意，是渎神的行为。影片并没有回避这一冲突，而是将这家人的困境如实地展现出来。在连篇累牍的报道和电视采访中，爱因兹的父母表情木然，当摄影机推上去，我们能感受到他们所承受的压力。

其实放眼世界，人体冷冻技术的争议一直存在。多数人认为人体冷冻、克隆动物等都是技术狂热造成人类疯狂的一个切口。他们怀疑对死亡的否定是否意味着命运改写、伦理困境等一系列问题，是否人类会淹没在技术狂热和商业追逐中。人类学博士钟玉玲认为争议的根本在于传统文化和现代医学对身体的认识。“在传统文化中人的命运与自然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而理性主义的现代医学却把身体的象征意义完全忽略”。

02

带着同样的疑问，Pailin Wedel走进这个家庭。“在此之前，我带着某种既定的想法，猜测他们可能并不清楚人体冷冻技术的真相是什么，他们是否在跟潮流”。但是在通过长时间的接触与了解后，Pailin Wedel发现在这家人惊世骇俗的举动背后，有着人类最普遍的情感。

在冰冷的人体冷冻技术背后，这个故事有一个温暖的底色。每个人都有哀悼死者的方式，有人选择遗忘，有人选择记住，而人体冷冻技术就是这个泰国家庭选择的方式，一种与命运抗争的方式。

萨哈.托恩和妻子纳雷拉特皆为医疗工程博士，他们对自己的工作有深刻的认知。在影片开头，萨哈.托恩自述幼年时期，曾经通过冷冻的方法解救了数条濒临死亡的金鱼。这段童年的经历刻在他的一生中，所以在爱女即将死亡的残酷事实面前，作为医学博士的他很自然地选择了人体冷冻技术。

03

相比较情感克制的父亲，爱因兹的母亲纳雷拉特则常常眼中常含泪水。她面对着镜头讲述，想念女儿时便会拥抱那件小小的白色连衣裙时，镜头记录了她的情绪一步步走向崩溃的过程，这个场景充满着绝望。这段之所以感动是因为这种绝望是每个人的，一种全人类都能理解的，对亲人死亡的绝望。我们在那样的时刻是纯粹的被动的存在物，面对这一切无能为力。

但人体冷冻技术或许是无望中那一点点星光。所以，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才会更加理解这个家庭为何要“违逆”宗教与伦理，去做这样一件事。“即使有人做出的决定与你的想法不同 也存在一种理解的方式 这就是这部电影存在的意义 ”，导演Pailin Wedel如是说。爱因兹的父亲萨哈.托恩也认为《冻结的希望》带来的或许是人们认知范畴的拓宽，“只有大家公开讨论，对话交流，才能促进社会进步。”

爱因兹的哥哥马特里克斯是一个令人悲伤的角色。在妹妹爱因兹被人体冷冻后，出于对妹妹的爱与思念，他主动学习相关领域的科学研究。令人吃惊的是，在影片后半段马特里克斯剃光了头发，主动前往寺院与老和尚待上两个星期。“实际上我们的心灵都病了，但我们情愿沉浸在悲痛之中，这样才能感觉她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

一年后，马特里克斯前往拜访美国一位人体冷冻研究所的专家。目前妹妹复活的几率只有0.1%，“也许在有生之年，父亲看不到妹妹复活了”，这句话是他此行的重要原因，也是心理的一个重要支点。这根希望之棒正在通过这样的形式，悄然从父亲传到马特里克斯手中。

Pailin Wedel是一名新人女导演，在拍摄这部纪录片之前曾作为摄影记者为《美国国家地理》、《纽约时报》等媒体拍摄报道东南亚时事。相对于男性导演来说，女性导演在面对被拍摄者时，往往更少侵略性，这样有助于对方减少心理的壁垒。人如其片，从Pailin Wedel的镜头中，你会感觉到一种深切的热爱和体谅他人的愿望。Pailin Wedel一直在尝试着做到一种微妙的平衡——对事件本身最事无巨细的描绘和对这家人最小程度的二次伤害。在为影片筹集拍摄资金时，她坚持拒绝那些社会激进派基金会的支持“这是一部与人权、社会变革无关的电影，它关乎于人类，关于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冻结的希望》在各国放映时，几乎观众好奇的问题都围绕着科学、宗教、死亡，正是这些对生命的追问，连接着我们彼此，连接着世界。

本文转载自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